世人关于毛泽东周恩来关系的最大误读

人们在讨论毛主席与周总理两位伟大人物时，常习惯性地将周总理置于毛主席之后。鉴于毛主席卓越的领导能力已获时代认可，不少人便认为周总理自革命起始便一直辅佐在毛主席身旁。

事实上，周总理在党内外起初所处地位比毛主席更高。

识人有术

人民日报出版社推出《走近周总理》一书后，一位国际友人向作者表示：“半个多世纪以来，中国被视为‘神圣’的存在，其中‘神’指毛主席，‘圣’指周总理。”

毛主席在其领导岗位上，引领全党及全国人民实现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成就；身为统帅，他具备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，能精准谋划、统率大军，在军事生涯中鲜有败绩。

纵观中华五千年文明发展历程，禅让堪称最为珍贵之品质，历史上鲜有人能践行此举，故能被称为“圣人”者亦寥寥无几。

但在我国近代革命历程里，周总理达成了相关成就。

周总理付出巨大努力，使毛主席得以将自身思想付诸实践。周总理未在最恰当时机选择担任统帅，且在未来数十年里，甘愿担当“宰相”角色，甚至不愿成为接班人。

这并非为求自保而做出的选择，而是周总理在全面考量各方客观形势后所做出的决策。

依据中共早期领导人排序，周总理资历颇深。他曾赴日本、法国留学，系统研习诸多知识，早期便担任中共旅欧支部领导职务。

大革命如火如荼之际，周总理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。南昌起义这一具有“首战意义”的军事行动中，他担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。此后，他直接指挥中央苏区第四次反“围剿”作战，充分展现其政治才能。

这些过往经历极具价值，也使他在党内和军中占据重要位置并获得高度威望。

众多同志均认可周总理的能力与地位，都愿意遵从他的指令。

在红军发展历程中，长征阶段堪称最为困苦的时期，故而众多人把这条征途称作“信仰之路”。红军踏上征程，旨在达成革命目标、为民众谋取福祉，并非单纯遵从某人指令。

中共六大选举产生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里，仅周总理参加了长征，且同时担任中革军委副主席一职；从职务权限角度分析，他有责任领导全国红军。

1934年11月下旬，红军前锋部队抵达湘江两岸区域，随即与国民党军队展开激烈战斗。

爆炸声与枪声不时响起，声响直冲云霄，空气中也充斥着火药气息。

全体战士神情严肃，全力抵御敌人猛烈攻势，而敌人同样接到死命令，决心死守到底。

在历史变迁进程中，湘江战役始终占据关键地位，对红军造成沉重打击。经历此役，红军人数由原本8.6万锐减至3万余人。

当时情形下，多数指战员觉得这场战斗有必要进行。

首批红军抵达湘江岸边时，发现形势有利。国民党内部军阀林立，矛盾重重，湖南何键与广西白崇禧均不愿调遣部队全面布防，致使湘江防线出现缺口。

按常理推断，部队进行快速行军应能顺利通过。

博古与李德指挥时，八万余人的队伍行军迟缓。周总理及朱德多次敦促，要求部队提速并坚守交通要道。

数万大军在行进期间，周总理仍在等候一人，此人即毛主席。

直至目睹毛主席现身江畔，他心中的重负方得卸下；毛主席与周总理会面后，首句话语便是：“不可再如此行进，亦不可再如此作战。”

此言让周总理内心一震，此念头他也曾有过，只是当时未有人提及。

二人双手紧握，尽管周总理明白毛主席的决策正确，但当时毛主席并无调动全军之权。

与国民党兵力存在巨大差距是客观事实，若以战士生命为代价强行开辟突破口，并非革命行动，而是冒险行为。

长征途中，周总理持续致力于纠正军事路线方面的错误。

未详细记载的通道会议是关键一环，此会议由周总理主持，他力邀毛主席参会。会上，毛主席提出另一方案：“不前往湘西与贺龙等人会合，转而前往敌军力量薄弱的遵义，以避免陷入国民党包围。”

毛主席当时仅能于会议中发表建议，后续历史进程皆由周总理推动实现。若无二人协作，红军前往湘西之举将成不可逆转之决策。

黎平会议期间，博古等人多次主张前往寻找贺龙，毛泽东则再次提议转向遵义以建立革命根据地。

无意义的争论持续良久，周总理自始至终都支持毛主席。

随后召开的猴场会议中，博古与李德的思想未出现任何转变。毛泽东基于当前革命形势，提出向黔北地区发展的策略，周恩来在其职责范围内给予了有力支持，从而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。

遵义会议成为局势由危转安的关键历史节点。

五十年携手共进之合

从根据地反“围剿”斗争的保卫行动，到长征途中多次提出重要建议，使周总理深刻认识到：毛主席具备创造性战略思维，其提出的战略是当时挽救中国革命的唯一可行方案。

常言时势造就英雄，彼时能处于核心英雄位置的，唯有毛主席，并无他人可替代。

毛主席提出建议期间，最高权力一直由博古、李德及周总理掌控。博古与李德观点一致，此时能发挥改变局势作用的仅有周总理。

遵义会议召开前，毛泽东曾被撤销军事职务。

红军攻占遵义后，所面临的危机仍未解除，四周尚有湘军、黔军、川军、滇军及国民党中央军环绕，革命已处于存亡紧要关头。

为促成遵义会议召开，周总理与多人进行交谈，其中包含年轻的博古。

博古参与革命出发点正确，但思路有偏差。经周总理劝导，他同意召开会议，研讨此前所遇困境。

1935年1月，在革命历程中具有关键意义，周总理历经诸多艰难，最终推动毛主席由幕后走向台前。

会议初始，现场氛围颇为紧张。毛主席秉持真理，自然无需顾虑他人颜面。而博古却遭这位曾两度被其撤职的下属严厉谴责，处境极为尴尬。部分同志追随博古，致使会议局势愈发焦灼。

在此情形下，周总理再次挺身而出，以平和的方式，剖析了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的因素，并表达了对于毛主席发言提纲的支持。

参会者均记得，周总理彼时话锋转换，以军委副主席身份表明愿担失误主要责任。不少人内心为周总理感到不公，因往昔指挥部队作战时，博古与李德发挥主要作用，周总理至多算“参谋”角色。

周总理以迂回、含蓄且包容的言辞为博古提供“台阶”，并以自我牺牲精神推动遵义会议取得成功。

随后，毛主席、周总理及王稼祥三人构成“三人指挥小组”，负责引领红军后续行动。尽管是三人决策，但周总理与王稼祥均赞同毛主席的决策。自1935年1月起，红军作战策略出现重大调整。这位从未踏入军校门槛的统帅，成功让蒋介石的数十万军队及多位黄埔军校出身的将领陷入困境。

周总理在《送蓬仙兄返里有感》一诗中写道：成婚之服愿自拙，激流勇退赞君贤。

自遵义会议结束至1976年周恩来总理逝世，他与毛泽东主席保持合作关系达四十年之久。

两人于这段合作里所承担的性格及气质存在显著差异，毛主席承担政策制定者与精神领袖职责，周总理主要进行谨慎规划与执行，故而有“谋事于毛，成事于周”的说法。

在某次人事分工会议期间，毛主席看向周总理询问：“你的看法是什么？”

周总理表示：“我并非具备帅才之能，主席您对我应是了解的。”

此言中包含周总理谦逊之意，当时在场的董必武亦言：“总理是国家的优秀管理者。”

周恩来总理抵达莫斯科时，受到柯西金热情接待。当晚在列宁山政府别墅举办的苏共欢迎酒会上，出现了令人称奇的一幕。

几轮酒后，时任苏联国防部长的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手持酒杯，来到周总理与贺龙元帅跟前，言道：“莫让赫鲁晓夫与毛影响我们。”

闻此言，周总理神色骤变，随即进行反驳。

连续三次会谈期间，周总理均试图了解苏联方面解除赫鲁晓夫职务的原因，但苏联方面始终未给出明确回应。

此刻的苏联，已全然没有回头的可能。

周总理十分了解毛主席，他觉得“毛主席是扎根中国大地的杰出人物”，历经数千年历史积累的经验教训以及近百年革命实践，才孕育出这样一位非凡人物。

1949年至1976年期间，周总理处理繁多政务，让毛主席得以集中精力思考革命与建设等重大事务。毛主席举重若轻的处事方式，也使其无需为琐事分心。

半个多世纪以来，中国既存于毛主席的思维里，也掌控在周总理的手中。

周恩来总理同样反对个人崇拜现象，他曾表示：“不应将毛主席视为脱离群体的偶像。”

他胸前佩戴的同样是“为人民服务”的像章。

数十年间，周恩来总理始终勤勉尽责地协助毛泽东主席将诸多构想付诸实践，致使许多人淡忘了历史原貌：周恩来曾担任的职务一度高于毛泽东。

参考材料

周恩来怎样界定自身与毛泽东的关系？拒绝担任最高领导职务存在一个缘由 凤凰网

2.毛泽东作出错误指责时，周恩来为何未予反驳？ 人民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