故事：王亚樵刺蒋，刺客孙凤鸣结局多悲壮？满身被扎上百针孔，其妻更惨

王亚樵刺蒋，刺客孙凤鸣结局多悲壮？满身被扎上百针孔，其妻更惨

1934年初，王亚樵成功逃离了戴笠设置的重重天罗地网，潜入香港。与此同时，福建反蒋事变惨败收场，李济深等避难香港的人士深感挫败：“我们已经失去了所有的优势，失去了权力、军队和财富……但是我们要先找到蒋介石，才有一线生机。现在，我们唯一能寄望的就是王老弟了！”

对此，王亚樵毫不犹豫地回应道：“任公，我与蒋介石是水火不容。”

这番话一出，王亚樵麾下的得力助手华克之立即乘坐怡和轮前来香港，与师父在陆海通旅馆会面。为了履行刺杀的决心，当晚王亚樵召集了郑抱真，三人在旅馆密室里商讨下一步的行动。

王亚樵开口道：“蒋介石狡诈阴险，多疑善变，防备森严。单纯依靠武力是不够的，我们需要智谋，需要用智者来解决他。猎人击倒老虎，靠的不是力量，而是智慧。”

华克之附和道：“师父，我认为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悄悄地接近他。只要能够接近，我们就有机会。就算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，何况蒋介石只是个老鼠。”

郑抱真赞同华克之的观点，并提出了一个想法：“卫士、厨师、私人医生、秘书、佣人……这些人都围绕在蒋介石身边，我们是否可以花钱贿赂其中的一两个忠诚之士？”

然而，王亚樵却认为这个想法虽好，但实施起来难度太大。首先，这些人都是蒋介石的亲信，很难拉拢过来；其次，现在他们资金短缺，而且西南局势不稳，筹集大笔资金十分困难。

在大家陷入沉默之际，王亚樵忽然注意到桌上的一张报纸。

“我们可以办一份报纸！”王亚樵兴奋地抓起报纸说道。

华克之和郑抱真面面相觑，不太理解王亚樵的意图。

王亚樵解释道：“是的，办报纸！我的意思是，有了报社就有了记者。记者是无冕之王，他们可以打着采访的旗号接近蒋介石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设法找到机会。”

1934年初，华克之的聪慧点醒了大家，他立即将王亚樵的想法细化展开。

“如果由我来负责，我建议注册一家通讯社，办一本杂志。”华克之提议道，“这样人力成本较低，经费开支也不会太大。我们可以将采写的稿件卖出去，通过稿酬来弥补一部分费用。”

王亚樵听后恍然大悟：“你这一提醒，我倒想起来了。几年前，我们在上海不是注册过一个公平通讯社吗？找出那个通讯社的手续，看看是否还有效，能否迁址到南京去。”

郑抱真对经费问题颇有顾虑，他担心一分钱难倒英雄汉。

王亚樵却信心满满地说道：“我们还有朋友。我可以去找西南派的诸位商量一下。尽管他们现在手头并不富裕，但对反蒋的热情依旧。只要‘草头蒋’还在，他们就不会止步。或许在这场‘五步流血’的战斗中，他们能够提供一些资助。”

按计划，无论能否筹到足够的经费，华克之都将回去，担负起刺杀蒋介石的重任。

临行前，王亚樵不负众望，不仅筹得了5000港币，还得到了西南派的诸位的承诺。他们同意在“刺蒋”通讯社在南京正式成立后，每月提供3000元的特别支援津贴。

1934年初，华克之回到上海后，立即召集了张思明、贺少茹和新加入的孙凤海，在危楼举行了一次紧要的会议。

这次聚义的主要议题是确定刺客人选。

华克之和其他几位兄弟都有着慷慨赴死的决心，但在最后关头，新加入的孙凤海的一席话让大家备受鼓舞。

孙凤海说道：“诸位都是书生，未曾涉足战场，有些甚至连枪都没握过。而我在军阀部队服役多年，参加过多次内战。我和妻子崔正瑶私下里多次商议，我这条命本就是捡来的。如果我不退伍，我注定会死在内战中，就如同一条狗般毫无价值；但如果能与独夫民贼一搏而亡，那才算是死得其所。我是你们的兄弟，我的性格你们都了解，我从不会退缩或推诿。”

这番话让大家心潮澎湃，不再有任何争执。

在危楼聚义之后，华克之认为公平通讯社的名字太过张扬，容易引起注意。因此，他决定将其更名为晨光通讯社，并自任社长。

为了保密，刺客小组的四位兄弟全部改名，并分工合作。华克之改名为“胡云卿”，负责刺杀策划和经费筹集；张思明改名为“张玉华”，担任总务兼编辑主任；贺少茹改名为“贺坡光”，担任采访主任；孙凤海则改名为“孙凤鸣”，担任记者，通过采访结交各界人士，为未来的刺杀任务打下基础。

一切准备就绪，接下来最关键的一步就是获得通讯社的合法手续。

当时，国民党当局对民营通讯社极为严格，挂牌手续异常繁琐。在关键时刻，王亚樵的旧友，南京钟英学校校长李怀诚伸出援手，通过关系为胡云卿办理了晨光通讯社的一切手续。

1934年10月10日，晨光通讯社发出了第一条电讯，随后便陷入了一段沉寂。西南派的诸位见刺蒋行动毫无进展，中断了对经费的支持。

然而，在这段沉寂的时间里，晨光通讯社并没有闲着。1934年12月10日，孙凤鸣成功混入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现场，可惜由于缺乏经验，最终错失了良机，未能实施刺杀行动。

1935年8月，华克之、张玉华、孙凤鸣和郭惠忠秘密来到香港，向王亚樵报告之前的工作，并请求王亚樵当面评估孙凤鸣的表现。如果王亚樵认为孙凤鸣不适合刺客的任务，华克之还提出了一个备选方案，让来自江西德安的巡长郭惠忠接替孙凤鸣，继续执行任务。

面对王亚樵，孙凤鸣诚实地陈述了自己错失机会的全过程，显得朴实而诚恳，更像是一个犯了错的孩子，而不是英雄。

王亚樵并没有立即否定孙凤鸣，而是采取了一种激将法。

他装作非常愤怒的样子，指着孙凤鸣严厉地训斥道：“现在再解释什么都没用了，我给你两条选择，一是你从现在开始什么也别做，就呆在这里，听命于我，做一些琐碎的杂务；另一条是接受更严格的心理训练，再来一次。只有这两条路，别无选择！”

孙凤鸣眼眶泛红，经过深思熟虑，他鼓起勇气站起来，坚定地说道：“九爷，这次刺蒋若不成功，责任全在我一人。如果不能除掉蒋介石，国家将无法安宁，民众将无法得到尊严。我将死而无憾。请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愿再次出发，决一死战，击败元凶；即便失败，也无愧于死！”

在座的众人都被这番话所振奋。

在香港的日子里，王亚樵教给孙凤鸣许多增强胆量的方法。在告别之际，王亚樵将自己的护身武器——一把六轮手枪交给孙凤鸣，并勉励道：“做为一个大丈夫，要有生当有爵，死当有谥！即便不能成为英雄，也要死而无憾！凤鸣兄，希望你总结经验，再接再厉，关键时刻要有勇气，抓住机会，一击必杀，以一鸣惊人！”

1935年11月1日，国民党中央四届六中全会即将在南京召开。与之前不同的是，这次大会召开的氛围十分严肃，因为西南派对老蒋提出挑战，为了团结大局，蒋介石采取了许多妥协措施。在会前，蒋介石特别召集了戴笠、陈立夫和叶楚伧等人，强调严格审查工作，确保会议的安全。

作为负责宣传工作的叶楚伧，为了加强审查，这次大会只批准了62张特别记者证。晨光通讯社作为小型机构，没有符合领证条件。

为了获取至关重要的记者证，刺杀小组成员各自施展手段，最终在会议前20分钟从新闻事业处处长彭革陈手中获取了一张。

11月1日清晨，尽管记者证还未获得，但有关刺杀的准备工作已经紧锣密鼓地展开。

张玉华派遣晨光社职员谷梓峰去取回存放在好友卢庆麒家的皮箱，从中取出了“掌中宝”和六发子弹；孙凤鸣则打扮得整整齐齐，穿上了一件新大衣，取出“掌中宝”，装填上子弹，在一个荒凉的墓地试射了一枪，然后赶到丁家桥16号门口等待；华克之、张玉华等人按计划销毁了所有书信文件；通知家具店，将租来的家具搬回；最后，华克之在桌子上留下了一封信，信封上写着：“转交予有关人士”，信中写道：“本社与郭智谋、吴璜、周希龄三位先生毫无关系。特此声明。胡云卿。”

孙凤鸣回到南京后，根据王亚樵的指示，他开始养了一条纯种京巴，与它同吃同住，建立了深厚的感情。在一次仪式上，华克之抛给孙凤鸣一根绳子，命令他亲手勒死这条狗。孙凤鸣知道，这是组织上对他决心的考验，于是他抱起京巴，亲吻了它几下，然后决绝地勒死了它。

在刺杀行动即将展开的前几天，组织已经将孙凤鸣的妻子崔正瑶和14岁的儿子孙广宇送到了香港，远离了南京。

在与妻子最后的告别时，孙凤鸣说道：“为什么要让千千万万的人受苦呢？为什么不能让我一个人去决斗呢？一枪解决他，对国家来说会更好吧？正瑶，我对不起你，但我们夫妻的情义是微不足道的，而抗击国贼才是至关重要的。你能理解我吗？”

崔正瑶紧紧地拥抱着丈夫，热情地回应道：“凤鸣，你的选择我无法改变，也不愿意改变。我为你感到骄傲。你为了理想和正义放手一搏吧······你离开了，我会跟随你，在另一个世界与你相聚！”

告别之际，孙凤鸣要求妻子给王亚樵捎去了一封短信，信中写道：“我这次身负使命，闯入中央党部，无论结局如何，我绝不会生还。我已做好准备，不会受到严刑拷打的折磨，也不会给大家带来任何麻烦。”

为了送别孙凤鸣，华克之设了一桌酒宴。

经过一年多的历练，孙凤鸣成熟了许多。他满怀豪情，一饮而尽，宣称：“亚樵先生和诸位同志，请不要伤心，我会毫不犹豫地执行刺杀国贼的任务。无法击败蒋介石，就击败汪精卫；如果连他们两个都击败不了，那就制造一场大混乱，揭露卖国贼的罪行。我愿以身殉国，绝不给敌人留下任何线索。”

华克之赠送给他的那支派克金笔，再也用不到了。

在告别时刻，孙凤鸣带着崇高的大义凛然之情，将派克金笔送还给了华克之。

华克之紧紧地握着，握着，握着······

刺杀行动开始后，孙凤鸣轻易地潜入了会场。凭借上次的经验，他知道在开幕后，各位高官会进行集体合影，于是，他躲在一片小树林中，静候机会。

早上9点20分，合影环节开始，各位高官纷纷就位，第一排中央留有两个空位置，一个显然是为了老蒋，另一个则是为了汪精卫。

历史有时候是如此残酷，同时也充满了令人叹息的偶然性和深层次的意义。

孙凤鸣等待了良久，却发现老蒋一直没有出现，让他意识到老蒋可能不会亲自现身。与此同时，他服下的鸦片开始发作，情况变得十分危急，他该怎么办呢？

在这紧要关头，孙凤鸣做出了一个妥协的决定，他决定暂时放弃刺杀老蒋，转而击杀代表蒋介石出席合影的汪精卫。

会场上，彭革陈负责组织记者采访和摄影工作。后来，他在《汪精卫被刺目击记》中写道：

“在拍照时，所有人按照顺序排列，汪精卫与张静江、阎锡山、张学良、张继等人站在第一排，周围围满了观众，几乎形成了一个半圆形。在中央设置了摄像机和照相机。大约在早上9点35分，拍摄工作结束后，各中央委员返身准备进入会场，就在这时，狙击手突然从人群中走出几步，从大衣口袋里拿出手枪，对准汪精卫开了火······”

汪精卫被击中了三枪，一枪射中了他的背部，另一枪射中了他的头部后面，还有一枪射中了他的脸部。

在汪精卫遭到袭击后，他的卫士立即进行反击，孙凤鸣胸部中枪倒地，鲜血如泉涌。

孙凤鸣之前吞服的九粒鸦片开始发作，他倒在地上，意识开始模糊，产生了幻觉。

紧接着，现场的警察、卫兵和工作人员迅速赶来，他们搜查了孙凤鸣的身上，发现了一颗大烟泡、一张特别记者证、三块口香糖、六毫洋，以及一支编号为8697的手枪和五个弹壳。

随后，孙凤鸣被送进中央医院，但当局并没有进行抢救，反而立即展开了严厉的审讯。汪精卫的亲信陈公博、宪兵司令谷正伦、警察厅长陈焯、内政部代部长陶履谦、行政院政务处长彭学沛以及审讯员俞钟骆等人围着孙凤鸣的病床，开始了严厉的质询。

根据俞钟骆的审讯记录，当时的对话如下所示：

问：你为什么要刺杀汪院长？

答：请看看地图，整个东北和华北，那半个中国还是我们的吗？

问：为什么选择现在刺杀？

答：六中全会即将结束，如果不采取行动，国家将会亡国，我们将成为亡国奴。

问：你的目标是哪些要人？

答：我只是专门为了刺杀汪而行动的。

问：你的立场是什么？

答：我完全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。

在昏迷前，孙凤鸣还回答道：“我是一个老百姓，不懂得党派和主义，我刺杀汪精卫是出于我的良心！”

次日凌晨，孙凤鸣在惨烈的斗争中牺牲。南京第二警察局请来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孙绍康前来验尸，惊讶地发现孙凤鸣的遗体上有一百多个针孔。原来，审讯人员为了逼供，每小时给孙凤鸣注射了十针强心剂。

这是一个惨绝人寰的故事！

在汪精卫遇刺后，老蒋受到陈璧君的严厉质问，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并查明真凶，老蒋命令戴笠在三天内缉拿凶手。

于是，一场疯狂而残酷的大规模搜捕开始了。

11月7日，华克之逃到了香港，王亚樵特地将他请进了自己的新住宅，位于和道69号，以躲避戴笠的追捕。

然而，令人遗憾的是，孙凤鸣的遗孀崔正瑶在为刺杀小组家属送经费时被不幸发现，最终在新亚酒店被捕。

据《我所知道的戴笠》中的记述，他对这位女性采取了各种酷刑，甚至让人使用藤条抽打她，以及用小针刺她等残酷手段逼供。

然而，令人欣慰和悲痛的是，崔正瑶展现了真正的烈女气概，始终没有背叛她的丈夫。

最终，在再次被提审时，为了不再受到折磨和侮辱，她高声呼喊：“凤鸣，我来了！”

最终选择撞墙自尽。

刺蒋未遂后，情况变得极为凄惨。

许多勇士被捕并惨遭杀害，而领袖王亚樵最终也在梧州被戴笠杀害，尸体惨不忍睹，脸皮被剥。

这段历史堪称传奇，唯一幸存者是华克之。

在王亚樵殒命后，他匆匆逃往延安，随后接受组织委派，潜回华南，担任延安与华南实力派如李济深、陈铭枢等人之间的信使。

后来，华克之化名张建良，在廖承志和潘汉年手下，穿梭于上海、香港之间，从事地下情报工作，为国捐躯，功勋卓著。

然而，1955年，因潘汉年案而被打成叛徒，华克之身陷囹圄，经历了数十次的提审，身心备受摧残。

曾一次，他愤怒之下，用筷子戳瞎了自己的右眼。

继而，华克之被囚禁于秦城监狱，经历了长达11年的审讯，被迫提供大量材料，总计约50万字。

1982年，华克之得到平反，开始四处奔波。孙凤鸣终于被地方政府追认为抗日爱国志士。

1988年7月7日，已年逾86的华克之特地来到江苏铜山，主持了孙凤鸣纪念碑揭幕典礼，并生动地讲述了孙凤鸣刺杀汪精卫的壮举。

最后，华克之完成了心愿。

他特意将孙凤鸣在南京与他告别时所赠的派克金笔，转赠给了孙凤鸣的孙子孙大林。

赠送金笔的时刻，华克之满怀深情地说：“50多年来，我蹲过22年的监狱，家庭多次遭受破坏，一无所有。但我仍保留了这支无价的金笔，它见证了我们的友谊，也见证了历史。每当我看到它，就仿佛看到了王亚樵、郑抱真、孙凤鸣等爱国英雄，心中倍感亲切。我已经年迈，生命的烛火随时可能熄灭。但侠客精神将永存于世间。今天，我郑重地将这支金笔送给你，希望你将其视为传家之宝，爱惜珍重，代代传承······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