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2年伊始，刘伯承肩负重任，踏入中央苏区首府瑞金，就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一职，并兼任政治委员。
在金秋十月的宁都会议上，刘伯承毅然将票投给了“多数派”，毛泽东同志因此被免去红军总政治委员一职，随之丧失了指挥权。不久之后，刘伯承同志便晋升为红军总参谋长。
本次会议背后所隐含的，正是“中西文化之争”。毛泽东渴望实施适应我国环境的游击战术，而博古等同志则倾向于采用苏联模式的正规作战。刘伯承将军虽不久前抵达苏区，对当地实际情况尚不甚了解，因而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策。
继而，他出于提升红军战略战术水平的深切考虑，撰写了大量文章对“游击战术”提出批评，视其为“一种局限且守旧的经院式经验主义战术”。他担忧，若任其发展，部队将难以胜任大规模的集团作战。
“依刘伯承的策略行事，正面与国民党对抗，恐怕我们这些老底子都要搭进去。我们在苏区摸索了五年，可谓是经验丰富至极，可他一来就否定这否定那，难道只有他才是正确的？这不就是嘴巴上说得轻松，实际上牙齿却在打颤吗？”
应当指出，此时的争议尚处于初始阶段，然而在第四次反“围剿”战役中，彭德怀便已开始视刘伯承为留洋派教条主义的代表人物。
1933年2月4日，中央发布命令，指示红一方面军对南丰展开进攻。红三军团担负主攻任务，接到指令的彭德怀感到十分震惊，随即致电周恩来，对这一决策表示质疑：“是谁提出的这个荒唐建议？南丰地形险要，我们现有的武器装备，怎能攻克？”
周恩来陷入两难境地，唯有劝慰道：“彭军团长，这乃中央之令，恳请您予以执行。”彭德怀愤懑地怒吼一句“战吧，若非将三军团彻底击溃，决不罢休”后，便径自挂断了电话。
事态的发展出乎意料地变得不利，红三军团在进攻中遭遇阻碍，仅摧毁了城外不足一半的防御工事，便付出了超过400人的伤亡代价，红三师师长彭遨以及两名团长亦不幸以身殉国。
彭德怀内心如被利刃割裂，怒斥道：“如此战法，我红三军团将不复存在。所谓的正规战、攻坚战，皆是刘伯承胡乱指挥所致！”就在此时，敌援军从三面夹击而来，红三军团无奈撤出战场。
彭德怀将此事归咎于刘伯承，实则颇为不公。在拟定进攻策略之初，刘伯承亦曾向中央发出电报，表明“我们并不赞同立即渡河攻打二南”，其中“二南”指的是南丰与南城两地。
然而，握有指挥权的李德、博古等人并未采纳刘伯承的建议，刘伯承亦无暇向彭德怀阐述己见。反倒是后来，他听闻彭德怀在阅读其批评“游击主义”的文章后，曾私下表达过不满之情。
红军历来就有采取游击战法的传统，彭老总的红三军团在战术层面进行提升，这是非常必要的，有何不可？
未曾想，此言经数人辗转相传，至彭德怀耳中时，已演变为刘伯承对红三军团的指责，使得二人之间的误会再次加剧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刘伯承在实战中不断深化了对游击战的理解，并逐渐认识到自己以往对游击战的看法存在偏差。他开始逐渐摒弃那种主张大规模正规战和攻坚战的作战方式。
1934年五月，刘伯承精心撰写了《到敌后展开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》，详尽论述了红军坚守游击战术的必要性。然而，他的见解却遭到了李德的轻蔑嘲讽。不久之后，刘伯承的红军总参谋长职位被剥夺，并被贬为红五军团的参谋长。
在抗日战争初期，彭德怀升任八路军副总指挥，而刘伯承则被任命为八路军129师的师长，两人的职位发生了调换。起初，他们协作无间，默契十足。然而，在百团大战期间，两人之间出现了分歧，引发了一场争执。
在百团大战中，129师作为正面战场的核心力量，承担着收复榆社、辽县的重任，以及破坏白晋公路、正太铁路等关键交通线的艰巨使命。尽管自身付出了惨重的伤亡，刘伯承面对牺牲者的名单，心中满是痛惜。而要说对彭德怀毫无微词，恐怕在现实中难以做到。
特别是在那场赫赫有名的关家垴战役中，两位将领间爆发了激烈的争执。面对我军久攻不克的困境以及惨重的伤亡，刘伯承果断提议撤出战斗。彭德怀一时情绪激动，未经思索便脱口而出：“若关家垴不能攻克，便撤销129师的番号，不论大小，全体将士均需以命相抵。”此言一出，语气之严峻，足见其内心的愤懑与急切。
1944年四月下旬，中共中央于延安开展了高级干部整风运动，依照地方与军队的体系分别召开会议，对工作进行深刻检讨，并广泛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。
前一日，毛泽东于大会之上发表题为《学习和时局》的重要演讲，次日则召集晋冀鲁豫区域的军队高级领导干部举行座谈会。
4月30日清晨，刘伯承同志受一二九师及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委托，进行了工作报告，对该地区七年来抗日战争的历程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回顾与总结。
刘伯承的汇报内容广泛，其中一项备受关注且颇具争议的话题，便是那场在一二年前便在党内军内掀起了波澜的百团大战。
在报告之中，刘伯承不仅高度评价了百团大战的卓越成就，同时亦坦诚地指出了战役中存在的不足之处。
这些不足之处，除了战役进行后一两年逐渐显现的问题，诸如过早展现我军实力，诱使日军进行激烈的报复，无形中助长了蒋介石国民党的气焰，以及对日军进攻方向的误判和过早发起战役等情况，还涉及到了指挥层面的失误，尤其是未能充分运用游击战与正规战相结合的固有优势。
刘伯承在报告中对百团大战的点评，实则并非针对彭德怀个人，而是对晋冀鲁豫地区抗战全局工作的深刻总结。同时，刘伯承也结合个人实际，对这些议题进行了自我剖析与批评。
然而，让刘伯承未曾预料到的是，他的报告竟产生了深远的反响。直至1959年的“庐山会议”，这场战役竟成为了清算彭德怀“一贯反对毛主席”的重大罪证。
百团大战，这一壮举曾为华北抗战局势贡献了不可磨灭的力量，然而最终却遭受了无端的贬低，甚至背负了难以接受的指责。性格刚直的彭德怀对此深感困惑，难以理解其中的缘由。
刘伯承首次在公开场合对百团大战提出批评，尽管后续的言论多有失真，非刘伯承本意，然而彭德怀对刘伯承的失望之情，自是显而易见。
1950年7月，刘伯承将军卸任西南军区司令员及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职务，随后进驻石头城，着手创立南京军事学院。
历经超过六年的辛勤耕耘，刘伯承将这所被誉为“东方伏龙芝、西方西点军校”的学府锤炼得规模宏大。
在“全盘苏化”的特定历史背景中，南京军事学院亦不例外，院内不仅众多苏联军事专家担任教职，就连课程体系与教学训练亦严格遵循苏联模式。当反教条主义的浪潮席卷而来，南京军事学院也未能保持平静。
南京军事学院的现状，吸引了中央军委的高度关注。国防部长彭德怀与毛泽东进行了深入的交谈，并在毛的赞同下，于1957年2月亲自带领由两名大将军衔者、三名上将军衔者组成的12人工作组，入驻学院进行实地考察。显而易见，彭德怀对军事学院的教学质量持较为消极的评价。
此刻，刘伯承身处北戴河疗养，然而他对局势的严峻性有着敏锐的洞察。因此，他接连三次致信南京军事学院党委，明确指出必须高度重视对反教条主义思想的检视。
数月之后，刘伯承向彭德怀与毛泽东致信，恳切地表达了自己辞去南京军事学院职务的意愿。
不久之后，中央军委正式批准了他的辞职申请，并委派廖汉生中将接任院长一职，同时钟期光上将出任政委。尽管刘伯承将军主动承担起责任，并自我反省，他的这一举动并未能够阻挡反教条主义潮流的进一步推进。
6月23日，批判会议正处于紧张激烈的阶段，毛泽东莅临会场，使得原本庄重肃穆的气氛愈发凝重。在此氛围中，他发表了具有表态性质的讲话。毛泽东的言辞间，明显透露出不满的情绪。
当前的教育现状颇为奇特，学校不传授我国革命战争所积累的宝贵经验，却偏重于讲解“十大战役”。然而，我国自身也经历了数十次战役，这些却鲜少被提及。理应着重讲述我们自身的战斗历程，同时亦不妨借鉴他人的经验。
毛泽东对南京军事学院及训练总监部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批评：“马列主义原本是行动的灯塔，然而他们却将其当作僵化的教条来奉行。若马克思、列宁在世，定会指责他们为教条主义者。”
谈及此，毛泽东的言辞转向，语调略显加重：
“伯承是否已完全摒弃了旧军阀的习性？即便是在他面前，我也敢直言，恐怕仍有残留。他抵达苏区后，便与‘洋大人’亲近，军事上全然陷入教条主义的泥潭。抗战时期，情况略有改善。然而，解放战争初期，尤其是在大别山战役中，问题依旧。成立军事学院后，他热衷于传授知识，却重拾旧习——教条主义，切莫误导后人。”
作为我国军队的最高统帅，毛泽东的这番话语分量之重，自不待言。
彭德怀接续毛泽东的言辞，面容严肃地指出：“刘伯承同志身上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，不仅波及南京，就连北京亦出现了不少吹捧、迎合的风气。切莫忘记，在红军时期，正是教条主义的盛行，导致许多革命同志的惨痛牺牲！”
7月10日，66岁的刘伯承在众人的搀扶下步履蹒跚地走上讲台。他的发言既是对事实的严谨阐述，又夹杂着出于无奈的自我反省。他独自承担了所谓“另一条军事路线”的全部责任，将自己牢牢地束缚在了“教条主义”的严苛教条之中。
在检讨的过程中，刘伯承的声音低沉沙哑，不时地哽咽抽泣，以至于言辞几近断续。
1958年，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教条主义运动落下帷幕。这场斗争以刘伯承在怀仁堂泪洒衣襟作为高潮，随之而来的是以刘伯承为首，包括萧克、李达、郭天民、李钟奇等众多知名将领被免职、降级，或逐渐淡出军界。
仅仅一年多后，彭德怀在庐山那场与反教条主义异曲同工的政治风波中，备受煎熬，所受的苦难远甚于刘伯承。
在庐山会议期间，有人试图唤起刘伯承对过往的回忆，并期望他能追随潮流，对彭德怀进行批判。然而，根据目前公开的会议记录分析，刘伯承在会议全程中均保持缄默，既未发言亦未作出任何表态。
元帅间的往事：彭总与刘帅的是非恩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