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蒋一直对西北军成见很深，可在抗战中，有3个人让他改变了态度

众多军阀里，蒋氏最为头疼的，是李宗仁、白崇禧领头的新桂系，还有冯玉祥带领的老西北军。

蒋氏对新桂系心存顾虑，一来新桂系内部比其他派系更抱团，二来他们还有自己的政治想法。

特别是第二点，使得新桂系成员能较为紧密地聚集在李宗仁与白崇禧周围。

蒋氏对老西北军心存顾虑，主要是那些将领们行事变化多端，让人难以捉摸。

中原大战结束，老西北军四散而去，冯玉祥也就此基本退出了政治舞台。

或许是因为没了冯玉祥的管束，西北军那些将领越来越没原则，谁给好处就跟着谁走，他们变来变去的次数和速度，简直让人看都看不过来。

抗日战争打响后，原先称得上有点实力的老西北军部队，就只剩下三支了，分别是华北宋哲元带领的第29军（后来扩编成了第1集团军）、山东韩复榘指挥的第3集团军，还有孙连仲统率的第26路军（后来改称第1军团和第2集团军）。

这三支西北老部队里，韩复榘统领的第三集团军和蒋家那边关系一直不错。

中原大战那会儿，冯玉祥想尽办法拉韩复榘入伙，可韩复榘没跟着瞎搅和，一直死心塌地跟着蒋氏。

蒋氏觉得，韩复榘能扛得住各种艰难困苦。

蒋氏对孙防鲁（连仲）带领的第26路军不太看重，心里还存着不少疑虑。

这是因为1931年12月宁都发生的那场起义里，第26路军有一万七千多人参加了，红军因此多了一个第5军团。这让老蒋一直对第26路军心存疑虑。

但不管怎样，蒋氏还是觉得自己能稳稳地控制住第3集团军和第26路军。

但宋哲元的第29军，蒋氏却完全无法掌控。

蒋氏原本的想法是，第29军压根儿就不该存在。

但西北军那位老将萧振瀛，当说客的本事可真不是盖的。

他先劝动了张少帅，让宋哲元手下的西北军转为东北边防军，又以帮蒋氏守住华北、防着阎锡山为借口，从蒋氏那儿争取到了军费，这才成功组建了第29军。

萧振瀛这人不简单，他和蒋氏身旁的何成浚并称“南何北萧”，两人都特别擅长拉拢杂牌军将领。

第29军组建起来后，在长城那场战斗里表现特别出色。在喜峰口和罗文峪的战斗中，他们拿着大刀，把日军打得落花流水。

这场战斗结束，第29军就在华北地区稳住了阵脚。

后来因为签订了《何梅协定》，蒋介石的嫡系军队不能在华北驻留，第29军便抓住机会发展壮大，短短几年间，就从三万多人扩充到了十万人。

日子过得舒坦久了，谁都不愿再回到苦日子，这是人之常理。

要是有人想搅和你过舒坦日子，别选择退让，得狠狠反击回去。

在这件事上，宋哲元带领的第29军那些将领们表现实在不怎么样。

这里面当然有蒋氏暗示第29军在华北、平津地区跟日军周旋拖延，以便争取时间准备作战的因素，不过，第29军的将领们不愿放弃在平津的安逸富贵日子，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缘由。

最终，让步招来了不好的结果。

“卢沟桥事变”发生后，面对日军的猛烈进攻，第29军损失惨重，不少将领牺牲，士兵也伤亡极大。

照理讲，在平津那块地方栽了那么大的跟头，咋还不吸取教训呢？

看第29军那刘汝明将领的所作所为，真是没吸取啥教训。

按第29军部分将领的想法，或者说不少将领都这么认为，日军这次攻打卢沟桥，顶多算是一场小打小闹，绝不可能演变成一场全国总动员的大战。

所以，当汤恩伯带着13军往北去南口的时候，刘汝明就有办法不让其他部队进来。

幸亏当时汤恩伯还没像后来那样权势滔天，尽管在刘汝明那儿碰了钉子，可脑子还算清醒，两边的军队才没打起来。

后来，多亏鹿钟麟从中协调，汤恩伯这才能够带着部队进入南口打仗。

刘汝明这边呢，大战都打响了，他还在做着不和日军交战的美梦。

在张家口城里，日本特务到处都是，他却像没看见一样，结果防线情况被日军摸了个透，这样一来，关东军调集兵力组成的察哈尔兵团很快就冲破了张家口北边的防线。

直到此刻，刘汝明才猛然明白，原来这次日本军队是动真格的了。

这两件事使得蒋氏对刘汝明极为不满，完全失去了信任，而且这种不满和不信持续了数年之久。

随后，原本是第29军扩编的1集团军头头宋哲元，又卷入了和第7战区大佬“四川王”刘湘，还有第5战区副头目兼3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一起密谋反对蒋介石的风波。

幸而宋哲元在华北那会儿只是短暂地犯了糊涂，在和刘湘、韩复榘密谋反对蒋介石的事情上，他还算保持着清醒，赶紧把这事儿报告给了蒋介石。

若不如此，宋哲元最终的下场会和刘湘、韩复榘一样。

宋哲元保持头脑清醒，那也就意味着第1集团军下属的第59军、68军还有77军的所有将领都得保持清醒。

台儿庄战役里，要是张荩忱没两次带兵去临沂增援，帮庞炳勋拦下了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，不让他们和从正面攻打台儿庄的矶谷廉介第十师团会合，就靠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，台儿庄可守不住。

徐州那场大突围期间，原本有些消极的刘汝明，当时身为第68军军长，却担起了掩护第5战区几十万部队撤退的重任。

徐州那次大突围里，有两个军特别出彩，一个是死死守住禹王山的滇军六十军，还有一个就是负责保卫徐州的六十八军。

第60军在禹王山拼死抵抗日军，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殊死搏斗，结果牺牲了两万多名将士。

刘汝明在徐州负责防守，为大部队撤退打掩护，这局面看上去更危险，不过呢，日军兵力不够，虽然攻势猛烈，可他们后方全是没人的空地。

二是，为了抢先占领徐州，夺取所谓的“首功”，南北两路的日军都没认真追击正在突围的中国军队。

刘汝明带着部队用了一种巧妙的撤退方法，他们分散着往敌人后方穿插，像没人阻拦一样顺利，损失也不大。

但蒋氏长久以来都对西北军心存偏见，所以这功劳并未得到彰显。

别说是刘汝明了，就连在临沂那场战役里立了大功的第59军军长张荩忱，蒋氏虽然也用了他，但压根儿就没怎么信任过。

直到发生了两件事情。

武汉会战里打响的黄梅那场战斗，在江北大别山南边那块战场上，可是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一战。

刘汝明带领的第68军当时正驻守在黄梅一带，他们面对的敌人是日军里实力强劲的第6师团。

这次，刘汝明可真是豁出去了。

黄梅那场仗，日军第六师团其实已经快撑不住了。

随着战事持续拖长，李品仙带领的桂军不断从侧面攻击日军的后勤补给线，日军虽还没陷入弹药和物资完全耗尽的困境，但战斗力下降已成定局。

但日本军队当时掌握着天空的控制权呢。

第68军打日军阻击战时，被日军的飞机轰炸得损失惨重。

但刘汝明已经无路可退了。

过了黄梅地界便到田家镇，穿过田家镇后路就平坦了，日军攻打武汉也就不用再打艰难的攻坚战了。

情况万分紧急，刘汝明不得不亲自赶赴黄梅前线坚守。

还有一个因素迫使刘汝明必须亲自到前线去。

刘汝明平时为人和善，对部下管得也不算太紧，换句话说，第68军的军纪相对松散。要是他不亲自上阵，第68军面对日军进攻时，很可能没打就先撤了。

刘汝明要是自己跑到前线去，那68军的士兵们总不会丢下军长，自己溜之大吉吧？

刘汝明万万没有料到，他带着第68军在黄梅死扛日军第6师团时，旁边的友军部队居然悄悄撤走了。

原来啊，第68军在黄梅那一带死死守住，李品仙带着部队把日军第6师团的后勤补给线搅和得一塌糊涂。

第6师团长稻叶四郎没办法，只好调了差不多一个旅团的兵力回去防守，这一下子让正在黄梅猛攻第68军的第6师团日军战斗力大大减弱了。

冈村宁次没办法，只好让第6师团把原本走陆路的补给方式换成水路，让日本海军顺着长江给第6师团运送物资。

这样一来，腾出手的第6师团实力大大提升，第68军根本挡不住日军的进攻步伐。

随后，李品仙命令第68军从黄梅这个地方撤走。

友军实在不地道，没按约定时间撤离，反倒提前七个钟头就跑了。

这么一来，整个防线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缺口，使得第6师团的一部分得以趁机穿插进去。

眼看着第68军快要陷入包围圈了，但刘汝明还是没有下达撤退的命令。

他心里也是苦不堪言，毕竟在六十八军的军部里，还躺着八百多个等着转移的伤兵。他要是跑了，六十八军的防线马上就会垮掉，到时候这八百多个伤兵，恐怕一个都保不住。

眼见形势万分危急，刘汝明赶忙召集自己的卫队以及那些溃散的士兵，拼死抵抗日军，最终给800多名伤员的转移争取到了宝贵时间。

刘汝明所做的这件大事，被陈诚派来的军统电台人员汇报给了蒋介石。

一直对刘汝明有偏见的蒋氏听闻此事，内心也大为触动，随即发电报去打听刘汝明的行踪。

之后，刘汝明听说了这件事。

电报里写着“情况危不危险，人有没有撤走”，刘汝明一看，顿时感动得嚎啕大哭，心里想：总算有人信任我了。

从那之后，刘汝明对蒋氏满怀感激，甘愿为其尽忠。

抗日战争打完胜仗后，冯玉祥找刘汝明商量再次反对蒋氏，结果被刘汝明回绝了。后来蒋氏逃到台湾，刘汝明也跟着去了。

另外，在枣宜会战那会儿，第33集团军的总司令张荩忱在南瓜店英勇牺牲了。

这件事给蒋氏带来了极大的震撼。

抗战打响后，虽然有不少中将级别的将军牺牲在战场上，但像张荩忱这样身为集团军总司令还亲自带兵上前线并英勇牺牲的，他还是第一个。

这绝非仅仅是一名上将牺牲在战场上的事，而是张荩忱以他的牺牲向蒋氏表明，西北军的将士们，并不是反复无常之徒，更不会只顾小团体利益而抛弃国家大义。

从那以后，蒋氏对西北军的态度有了明显改观，在兵员补充和物资供应上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吝啬了。

接下来咱们聊聊孙防鲁这个人。

蒋氏对三支老西北军残留部队里，孙连仲带领的第二集团军并不怎么待见。

在娘子关那场战役里，第二集团军遭受了巨大损失，旗下的第四十二军由于伤亡过大，连部队番号都被取消了。

所以，台儿庄大战打响时，看似庞大的第2集团军，实际上只有3个师和1个旅，兵力还远远不够。

就是靠着这支受损严重的队伍，第二集团军在台儿庄硬是扛下了日军矶谷师团一个大队的多次猛攻。

虽说第二集团军的人数比日军的濑谷支队多，但得清楚，抗战刚开始那会儿，咱们中国军队和日军的战斗力比起来，得五个打人家一个。

这场仗打完，蒋氏对孙防鲁的态度就完全不一样了。

徐州会战期间，孙防鲁接到掩护撤退的重任，负责统一带领第2集团军、第60军和第68军，为第5战区数十万部队的突围行动提供掩护。

徐州大突围结束后，让孙防鲁深受触动的是，蒋氏居然安排了飞机前来迎接，将孙防鲁所率领的第2集团军指挥团队从淮阴接到了武汉。

连第五战区的最高指挥官李宗仁，都没享受到这样的待遇。

从这可以看出，蒋氏对孙防鲁是非常器重的。

在武汉会战那会儿，孙防鲁可是被蒋氏看重，让他负责指挥江北战场大别山北边的战斗。

在孙防鲁的带领下，武汉会战时江北战场大别山北边的战斗，接连打赢了富金山和沙窝小界岭这两场仗。

直到武汉会战打完，江北战场上大别山北边的战斗其实都没输，只是因为其他地方打输了，导致大别山北麓的部队有被包围切断后路的危险，所以他们才自己选择撤出了阵地。

抗战进入僵持阶段时，部队里指挥层级减少了，不少没战斗力的杂牌军也被陆续裁撤或整编，这让孙防鲁觉察到了危险。

他虽被蒋氏看重，在第五战区也和李宗仁关系不错，可李宗仁自己的队伍也是非嫡系，能把桂军自身发展维持好就已不易，哪还有精力去管西北军呢？

所以，原本老实的孙防鲁也学会了巴结人，还把巴结的对象选为了蒋氏身边的红人陈诚，说想跟陈诚成为好朋友、好伙伴。

但陈诚的回应却让孙防鲁十分难堪，毕竟他身边朋友可不少呢。

简单点说，孙防鲁想和陈诚结盟还不够格，要是想跟着陈诚干，就只能当他的手下。

形势所迫，不得不屈服。

要论在军队里的资历，孙防鲁可比陈诚老多了。但为了保住第26路军剩下的第30军这根独苗，孙防鲁就算心里再不愿意，也得服软。

刚开始，陈诚对孙防鲁的真心存有疑虑，特地安排了一个人过来探探虚实。

孙防鲁看上去虽然老实巴交的，可他并不只是个没心眼的莽夫，心里清楚陈诚派人来是啥意图。

所以，陈诚每下达一个命令，他都会乖乖照做。

果然，没过多久，陈诚的代表高高兴兴地回去后，陈诚才和孙防鲁碰了面。

搭了陈诚的顺风车后，孙防鲁和李宗仁原本的友好关系急转直下，对李宗仁的指令也开始表面应付、暗地违抗，把李宗仁气得火冒三丈。

没过多久，因为陈诚被派去担任远征军司令官一职，孙防鲁也从第5战区副司令长官的职位，转而调任为第6战区司令长官。

除了冯玉祥，只有孙防鲁这一位是从西北军将领升为抗战时期战区司令长官的。

在抗战快要胜利的时候，孙防鲁被调去当11战区的司令长官，之后便没什么作为了。

蒋氏对西北军那些将领很是警惕，毕竟他们反复不定，倒戈之事如同吃饭般平常。

抗战时，孙防鲁、张荩忱、刘汝明等人表现亮眼，特别是张荩忱，他本可以不用亲自上前线打仗，遇到危险也能安全撤离，但他还是带着部队和日军拼命战斗，最后牺牲在战场上，他的这种行为让蒋氏对西北军的看法有了很大改观。

1949年老蒋逃往台湾那会儿，有一帮原西北军的老将领，除了被打死的、被抓起来的，像孙防鲁、刘汝明、冯治安、庞炳勋、吉星文这些人，都跟着老蒋去了台湾，也算没辜负老蒋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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