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朝：拉开世界近代化的序幕

你能想象吗？在公元 1000 年，也就是宋朝第三位皇帝真宗咸平三年的时候，中国正悄然发生着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变化，这些变化甚至对世界历史的走向都产生了微妙影响。

关于宋代中国是世界近代化前奏的观点，可不是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等少数人的一家之言。美国著名的比较历史家麦克尼尔在《权力的追求》里就明确提到：“本书有个假设：在一千年前后，中国转向市场调节的行为，打破了世界史的一个关键平衡。我坚信中国的这一例子，开启了人类长达千年的探索，旨在弄清楚从价格以及私人或小团体（合伙或公司）对私利的考量出发，在协调大规模行为方面，究竟能取得哪些成果。”

麦克尼尔认为中国在近千年之始领先世界，不过他的前提是基于中国未能发展出全面的市场经济，还像以往一样，列举了诸如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抑制商人等解释。但这里存在一个问题，中国历史发展的形态是否一定要以达到全面市场经济为目标，这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。

然而，当我们探究宋朝是否堪称世界 “近代化” 的早春时，还是得参照西方 “近代化” 的标准，像市场经济和货币经济的繁荣程度、都市化水平、政治的文官化进程、科技的新突破、思想与文化的世俗化趋势、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国际化进展等等。令人惊讶的是，这一系列因素，宋代的中国仿佛全都具备，而且比西方足足提早了五百年。

从隋朝重新建立科举制度起，世袭门阀对政治的垄断就被打破了，到唐末的时候，中古式的贵族政治彻底走向衰落。宋代承接了这一趋势，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出的文官政治成为主流。此外，宋朝的开国皇帝鉴于唐末五代时期武人过于跋扈，便采取了重文轻武的政策，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首个由文官统治的国家。

在财产关系方面，宋代也发生了重大转变，从门阀私有制和国家分配土地制，转变为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并契约化。世族门阀的消失，让魏晋以来一直盛行的庄园制度，被地主制度与小农耕作所替代。

而国家层面，也基本上不再采用把国有土地授给无耕地农民的方式，来减轻土地兼并、调节贫富不均。宋代的土地政策是 “田制不立”“不抑兼并”。国有土地虽然依旧存在，但在全部土地中所占比例很小，其发挥的作用也并不突出。一般就是任由土地自由买卖，国家只负责收取登记费用。至于租佃契约，大多由私人之间自行商定。

从汉代开始，中央一直把抑制兼并视为正道，这样做不仅是为了防止地方割据势力的形成，也是尽量避免因贫富差距过大引发农民战争。然而，这个政策真正成功实施的时期并不多。皇室、外戚、公卿、宦官、豪商们，要么相互竞争，要么相互勾结，不断蚕食那些无权无势的农民，最终往往造成 “富者田连阡陌、贫者无立锥之地” 的局面。

从汉末历经魏晋到南北朝，甚至形成了长达四个世纪的世族地主庄园制度。中央之所以试图调节贫富不均，主要是出于维护皇权统治的考虑，但其政策依据常常是一些理想化的设想。像王莽恢复 “井田制”，北魏北周推行 “均田制”，都宣称是对古代周礼的回归。

但从中唐推行 “两税制” 开始，一直到现代共产党执政之前，国家基本上放弃了大规模平均土地的尝试，尽管这种平均土地的思想一直深藏在百姓心中，时不时地会显现出来。由于均田制的瓦解，唐朝在公元 780 年实行 “两税制”，这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私有制和货币经济这两项现实情况的妥协。

在均田制下，农民对土地只有使用权，去世后土地必须归还国家，再由国家重新分配给新的户主，并且国家在此基础上征收租庸调，同时建立寓兵于农的府兵制。而两税制把税制简化了，只征收户税和地税，分夏秋两季征收，地税征收谷物，户税则全部以现钱计算。宋代继承了唐代的两税制，同样轻丁口税而重田产税。

从这时起，国家基本上认可了私有财产，并且更关注政府的现款运转。可以说，国家 “从长期以来必须负责纠正土地分配不均的理念中全面撤退”。至于 “井田制” 或 “均田制”，虽然与现代社会主义思想有一些契合之处，但实际上是财产关系与市场关系不够发达的表现。北朝的北魏北周能够实行均田制，正是因为当时华北地区相对落后，而且执政者是外族。到隋唐实现大一统后，均田制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华南地区就不再实行了。

宋代 “不抑兼并”，却没有造成魏晋南北朝那种世族庄园所有制，这是因为科举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地位的升降，带来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性，市场的发达也使得地产转手变得更加迅速，“三世而衰” 成了普遍现象。士大夫和官宦家族为了维持家族的兴旺，开始有了投资族田的举动，为了保证家族的延续，修订族谱以维持家族不散的风气也逐渐流行起来。

“不抑兼并” 虽然没有导致世族对政权的垄断，但还是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土地兼并。在王安石变法时期，这个问题已经相当严重，不过王安石主张国家对社会进行干预，他的侧重点不再是平均地权，而是为小农提供贷款，目的是提高生产、发展国民经济，并非搞平均主义。

而且王安石将老百姓对国家的服役改为用现钱折算，地方向中央的进贡改为在比较市价后进行采购，这些政策都是市场和货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可能出现的。

在宋代，中古式的身份制虽然还存在一些残余，但政府出于财政方面的考虑，把全国居民分为 “主户” 与 “客户”，也就是只看财产状况，不看身份地位。拥有财产的主户直接承担各种赋税，没有产业的客户则无需直接承担。

在农村，客户指的是佃农，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是世族地主的 “私属”，而是直接被编入国家户籍。在城市里，主户身份的判定并非仅依据是否拥有房地产，还包括有无店铺、库房以及从事经营的资本，客户则是指雇员或房客。这种分类方式基于财产关系，也使得契约关系更加普遍。

唐代的城市大多是行政中心，而宋代的市镇则越来越朝着工商业化方向发展。唐代都市内的贸易区域由官员严格管控，宋代则放松了管制，放任自由，因此商业区与住宅区的界限逐渐模糊。

宋代的一些新型都市发展规模相当大，比如开封和杭州的人口都达到了一百万。杭州在元朝初期被马可波罗看到时，他惊叹不已，认为前所未见。到元朝后期，世界旅行家阿拉伯人伊本・贝图塔访问杭州，也称其为 “世上最大的城市”。当时在世界上，除中国之外最大的城市是巴格达，人口在三十万至五十万之间。

宋代的都市化也反映出货币经济的发展。宋朝铸造的铜钱数量超过唐朝十倍以上，但仍然不够使用，在缺铜的情况下，宋真宗年间出现了民间发行的 “交子”，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，后来由政府接管。到了宋代，商税变得日益重要，成为城镇征收的主要项目。从远洋贸易中抽取的税收，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比重。

学者们曾探讨过宋代为什么没有出现 “工业革命”。在北宋时期，中国人就已经懂得用烧煤来炼钢，大型企业雇佣了数百名全职产业工人，而政府的两处军工业更是聘用了八千名工人，这已经具备了重工业的规模。

以 1078 年为例，华北的钢铁业年产量达到一百二十五万吨，而英国在 1788 年工业革命开始时，年产量才不过七万六千吨。此外，矿冶、造纸业、制瓷业、丝织、航海业等也都高度发达。宋代堪称前现代的 “高科技” 发源地：造纸、印刷、火药、罗盘虽然大多在前代就已发明，但到宋代才形成大规模制造业。

宋代中国的 “现代性”，还体现在中古佛教的衰落和世俗精神的兴起。当世界其他地方还盛行宗教艺术的时候，宋代绘画的题材已经开始展现市集与贸易场景，而文人创作的山水画呈现出一种写实主义风格。

宋代的山水画不像后来融入禅学的明代山水画，而是对自然界的忠实描绘。这种入世精神还表现为儒家理学的兴起。理学将人伦视为天理，在当今或许会被看作是一种宗教，因为如今对世俗化的定义是个人从任何权威下解放出来，这基本上是西方的设定。宋代的理学不妨看作是中国式集体主义人间观的哲学体现。对于不信奉神道观的中国人来说，这就是他们在现实世界的行为方式，在现代社会也是如此。

宋代继承了隋唐帝国，却无法像以往那样重组 “天下”，而是不得不与辽、西夏、金、蒙古等敌国并存，在中国历代皇朝历史中显得颇为特殊，反而更像是 “近代” 的邦国。宋朝长期国力较弱，不仅无法重建汉唐的辉煌，还使得抵抗外族入侵成为国民生活的常态。久而久之，一种初步的 “民族意识” 开始形成。

宋代已经有了印刷术这种传播媒介。按照班奈狄克・安德生的说法，印刷术是形成近代国家这个 “想像的团体” 的主要因素。宋代的岳飞和文天祥，后来在中华民国诞生时期构建的 “民族英雄” 谱系中成为先烈，正是因为宋朝有点像近代列强侵略下的受难国家。

宋代所呈现出的 “近代化” 景象确实令人惊叹，但也有必要进行修正。需要指出的是，它不可避免地掩盖了地域性差异，一般来说，江南地区的先进社会关系比华北地区更为显著，东部地区也强于西部地区。总体而言，宋代的市场和契约关系的普遍化程度，比不上工业革命后的西方。

虽然自宋代以后，土地关系以契约为主导，但到了清代雍正朝，国家还得颁布最后一次解除残留人身依附关系的法令。“两税制” 开始的重产业轻丁口的措施，后来的朝代如明代的 “一条鞭” 和清代的 “摊丁入亩”，都得重新推行，似乎并非一劳永逸，而是循环出现。宋代的文官统治，在后来一些朝代，尤其是由外族入侵建立的朝代中，也经常受到贵族统治的干扰。而且宋代虽然印刷术发达，但大多数人仍然是文盲。当时或许已经有了近代 “民族” 观念的萌芽，但与近代国家通过国民教育和大众传媒积极塑造 “国民” 的举措相比，还差得很远。